我为“张爷”送信

史振华

　　我叫史振华，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的退休干部,今年已八十三岁，但每每萦绕于我脑际的，是63年前甘肃党的创始人张一悟,循循善诱引导我走上革命道路一次次感人至深的谈话，和为他送情报时经历的一次次风险，那是一段多么充实而又充满了危险的，令人难以忘怀的岁月呀。

1927年4月28日，我出生于榆中县金崖镇邴家湾村的一个铁匠家。我家祖籍河南洛阳，父亲史经堂是个铁匠，年青时离开家乡外出谋生，来到甘肃省榆中县金崖镇，在街上开了一家铁匠铺。由于他诚实守信，心灵手巧，打的铲子、马掌等铁具很受欢迎，几十里外的客户专门定制他加工的铁具。几年后，在大家的帮助下，他与邴家湾村的窦姓姑娘喜结连理。我出生后不几年，父亲由于长时间强体力劳作，积劳成疾，一病不起。为了生计，我七岁就开始做生意，在街上卖甜醅子和水果等，依靠微薄的收入补贴家用。

10岁那年，父亲终因无钱治病离我而去，在庄里人的周济下，草草办完了父亲的丧事，家中已是一无所有。母亲只得提起一根打狗棍，四处乞讨。在兰州开药店的张铭德收留了我，把我留到“广仁堂”药店当学徒。有了口饭吃，我说不出的高兴。为了博得掌柜的喜欢，我加班加点干活，什么活重我干什么，什么活苦我干什么，从不计较。别的学徒总以为我脑子不清楚，就给我起了个外号“傻果子”。反正我也没有名字，“傻果子”就成了我的名字。不几年，碾药、制丸药、切药、炮制药等工作我干得得心应手。由于我心眼实，制药时不减份量、不少工序，经我炮制的药份量足，质量好，深受附近先生（医生）和患者的欢迎。

有一天，店里来了一个身穿长衫，留着一把长胡须的先生，他看了我炮制的药，问了价钱后就走了。后来，这个人时常来取药，也经常见到拿着他开的处方取药的患者。一来二去，他和掌柜的也熟悉了，同我也熟悉了。他姓张，由于有一把大胡子，我们都叫他“张爷”，他还和我认了老乡（他是榆中县城关镇北关村人）。

有一天晚上，我用铁锅炒药，由于劳累之极，不慎睡着了，等被人叫醒时已闯了祸，药着焦了，差点酿成火灾。掌柜的和其他学徒连骂带整，我深知一场皮肉之苦无法逃脱。这事正巧被张爷看见了，他主动给掌柜的说情，使我避免了皮肉之苦。我打心眼里感激他。我知道，这个世界上，除了父母，最疼我的就算张爷了。有了知心的话儿，我就主动同张爷说说。

1945年初的一天，一次深谈中，张爷了解到我的遭遇和身世，尤其是在这家店里的几年中，掌柜的只给我做了一件单衣，没有发过分文报酬后，十分同情地对我说，你已经二十出头了，应该养活母亲，为母亲敬孝，而总不能让她老人家一直靠乞讨过活。同时，也要考虑自己今后的生活。如果愿意，他帮我在临夏介绍一份药店的工作。我告诉他，现在无法脱身，他说可以找机会逃跑。这年夏天我偷跑了。但不幸的是，这次的行动让掌柜发觉了，没走多远把我又抓了回来，看得更紧了。

1946年的一天，张爷又一次来店里取药，见店里无外人，就告诉我，外边风声很紧，他现在阿干镇一带隐藏，已经为我联系好了一处药店的工作，薪酬不菲。在张爷的周旋下，掌柜的终于同意放我到别处干活。

到阿干镇后，我在高锦云开的“新泰堂”药店当先生，张爷给我正式起名叫史振华。从此，我才正式有了自己的大名。由于我炮制的药质量好，加之张爷的极力推荐和影响，这家药店的生意日渐红火。当年老板发给我1500斤小麦的薪酬，第一次领到这么多薪酬，我别提多高兴了。

从后来与张爷的密切交往中知道，他是“共产”，干的事很危险，说白了，就是经常把头提在手里，那天敌人提走就提走了，我也知道了他来阿干镇的原因。原来，1943年11月，由于兰州国民党加紧搜捕共产党员，张爷的处境非常危险，出行经常遭人盯梢。虽然不断更换居住地点，但过不了多久，就有可疑人员盘查。同时，张爷在山东监狱得下的肺病复发，经常吐血便血，身体日渐消瘦。负责保护张爷安全的兰州中外大药房杜老板的太太秦仪贞非常焦急，通过医药界的同行认识了在阿干镇搞煤炭生意又是国民党国大代表的崔杰三。几次接触后，杜老板和太太觉得崔杰三为人豪爽，是个可以深交的朋友。于是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中午，两人租车专门到阿干镇拜访崔杰三。席间，见到崔杰三的长子崔同林，杜老板问崔杰三长子成婚否。崔说，尚未婚配，杜老板当即提出希望做儿女亲家。看到夫妇二人坦诚与豪爽，酒足饭饱后，崔杰三满口答应。后来，杜老板夫妇经常邀请崔杰三赴宴，感情渐深。1944年春节，杜老板夫妇带着张一悟专程到阿干镇拜访崔杰三，提出了找一个安全可靠的地方，让张一悟养病的请求。崔杰三没有推辞。

在开炭厂的杨进敏、杨进惠的帮助下，崔杰三最后把张一悟安排在人缘好、开水磨坊的杨进信家比较安全偏僻的场房里居住。张一悟的生活有杨进信的妻子吴氏料理，他的侄女杨帼珍也常去帮忙。张一悟到杨进信家后，杨进信专门制作了一架梯子，一有风吹草动，便爬到房上观察，有情况及时帮助张一悟转移隐藏。有一次，张爷病得很重，天黑不久，街上狗咬的厉害，杨进信急忙把张爷背到附近的大豆地里藏起来，等没有动静后才背回来。我虽在药铺，但无时无刻不在为张爷的安全担忧。一天下午，街上乱哄哄的，狗叫马嘶，像有什么事要发生，伺候张爷的杨帼珍急匆匆跑来说：“不好了，国民党的兵来了。”我急忙将张爷转移到峡沟里，张爷顺沟又转移到狼峪庄。

张爷文化水平很好，字写得好，中医特别是针灸也很好，为人非常随和，附近的农民经常用骡子接他给家人看病，无论刮风下雨，他丝毫不推辞，诊病从不收钱。当地群众特别喜欢他，多次掩护他躲过了国民党的搜捕。

有一天，张爷对我说，他有一份急信，要尽快送到凉州师范一个姓王的教师处。并嘱托我，一定不要说出自己的真名和住址，别人问就说自己叫党培生，如果找不到王老师，就将信送到王蛤蟆膏药店。我没加任何顾虑，藏好信，带了8天的干粮和盘缠就上路了。在八里窑，国民党设有警察局，专门盘查过往的行人。我抄小路翻山躲过了警察，步行500多里来到武威，把信送到了王老师处。

从此后，张爷又让我化名天天、时印儿、史仙等为他送信。我先后到凉州送过两次信，临洮送过两次，兰州多次，记得最清楚的是给居住在后五泉的王守田送过一次。

1948年农历正月十五过后，张爷对我说，那边有人要接他到陕北去，他不久就要动身。临行前，他拿出自己用过的针灸盒说，你的悟性很好，就送给你做个纪念。并一再嘱托我，杨帼珍很老实，如果能成为夫妻，是一生的福气。

临行前，杨进敏、杨进信、杨进惠等都为张爷周济了盘缠。

1949年10月，我与杨帼珍结为夫妻，至今已是60年整，风风雨雨中，我们相亲相敬、恩恩爱爱，困难中以张爷的精神互相鼓励，生活得十分幸福。

1950年，张爷在大连疗养时，给我岳父杨进敏写过信，代问大家好。同年12月26日，张爷回到兰州后，专门派人给我们送来了饼干和糖果。可惜不久，他老人家就与世长辞，多好的人哪，刚解放，才要建设新中国，他就走了，多么可惜。

张爷走后，在杜老板和秦仪贞夫妇的帮助下，我自己也开了“永盛堂”药铺。解放后，我先后在公安、煤矿、粮食、医药等行业工作，每到一处，我都以张爷为榜样，团结同志，努力工作，虽然一生平平凡凡，没有什么特殊成绩，也没有因给张一悟送过信而对组织提出任何要求，但我过得很充实很幸福。望年轻人从张爷的精神中得到启示，为构建和谐社会多做贡献。（史振华口述周学海整理）